日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彭博社专访中公开向中国发难，声称两国贸易存在严重失衡，甚至宣称印度一直给了中国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倒是中国没有给印度企业对等机会。 此言一出，立即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哗然，一边是对在印中企的持续打压与资产冻结，一边是面对镜头的委屈控诉，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直接把严肃的地缘经济对话变成了一场滑稽的舆论表演。 听到这里，但凡了解事实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谬与矛盾。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直接用官方记录说话，印度政府至今保留着1968年出台的《敌国财产法》。 2017年，印度议会专门修改该法，直接剥夺了相关国家公民后代对在印财产的法定继承权，甚至由内政部下属机构在2018年启动了资产清算程序。 根据印度内政部官方统计名录，全印被接管的所谓“敌国资产”中，明确登记属于中国公民和实体的合法财产就多达126处。 一个把对方国家写入敌对法案、动用国家机器扣押外国公民合法财产的国家，其外长居然宣称自己“对待外资十分公平”，这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国际法理和客观事实。 这还只是制度层面的限制，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新德里对中资企业的打压全面升级。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分批强行封禁了包括TikTok、微信在内的300多款中国应用。 紧接着，印度税务情报局和执法局连续出动，对小米、vivo、OPPO以及上汽名爵等企业展开大规模搜查。2022年和2023年，印度执法局指控小米非法转移资金，直接冻结了小米印度公司高达555.1亿卢比的存款，折合美元超过6.7亿。 印度还对中方工程技术人员设置极高签证门槛，导致大批人员无法入境维护设备。苏杰生把这种长期的行政干预、账户冻结和签证阻碍定义为“公平”，完全是对现实的颠倒黑白。 除了标榜印度的公平，苏杰生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印贸易逆差。他把逆差简单归结为中国市场准入不公平，导致印度商品无法进入。这种言论完全脱离了宏观经济运作的基本规律，纯粹是印度自身制造业能力薄弱必然产生的经贸结果。 2014年，莫迪政府正式提出“印度制造”规划，设立了在2022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5%的目标，随后又推迟至2025年。 但世界银行与印度官方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过去整整十年里，印度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常年停留在13%到17%的低位。由于自身工业体系残缺、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熟练工人匮乏，新德里不仅无法达标，反而在最新规划中把25%的目标再度推迟到了2035年。 这直接证明，印度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支撑起本国制造业的运转。现代工业制造由客观规律决定，印度要在国内发展电子设备组装、汽车制造和生物医药，就必须大量采购工业中间品和关键原材料。 根据印度商工部统计，在印度自华进口总额中，近80%是工业中间品、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机械设备和光伏材料。哪怕是印度经常宣扬的本土仿制药行业，其实际生产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 印度商工部的数据清清楚楚记录着，印度本土制药工厂生产抗生素、维生素等大宗药品所需的大宗原料药和关键起始物料，有超过70%甚至部分关键品种高达90%必须直接从中国进口。 这就说明了最根本的事实：印度本土工厂所谓的生产制造，本质上是大量进口中国的核心原料和精密零部件，在印度国内完成组装环节。中国出口的是高附加值和不可替代的工业物资，印度出口的却主要是铁矿石、棉花等初级原材料。 正是因为印度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为了维持国内工厂运转，印度才不得不逐年扩大进口规模。苏杰生把自身产业落后导致的必然逆差，说成是中国没有给予公平对待，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由于印度当局人为制造签证障碍、严格限制中资企业人员往来，印度本国的电子制造和代工产业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包括印度工业联合会、印度电子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在内的多家本土商业团体，近期已多次向印度财政部和内政部提交正式报告。 这些企业负责人公开承认，由于缺乏中国专业工程师现场调试先进机床和组装流水线，印度本土的多条智能手机和精密设备生产线面临停摆，企业交付成本大幅增加。 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甚至在最新的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中公开建议，新德里必须正视产业现实，放宽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技术人员签证，否则印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一边在国际采访中高调指责中国，把正常的商业往来政治化； 一边在内部产业现实中四处求助，不得不依赖中国产品维持经济运转，这种前后割裂的政策表现，彻底暴露了印度当局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被动处境。中国从来没有在国际贸易中对印度设置歧视性门槛，中国对全世界合规的外资企业始终保持开放。 如果印度真的想消除双边贸易逆差，最该做的是改善本国营商环境，停止动用行政权力肆意没收外资企业合法资产，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而不是天天依靠不实言论制造舆论对立。如今，中印边境有关问题正在按双方共识稳步解决，全球经贸合作分工也在持续
